漫漫打工路
1
呼啸的北风肆无忌惮乱吹着她本就零乱的白发，并把她石雕一样的脸冻得比石头更冷。但她依然颤巍巍地站在院门外，浑浊的眼睛蒙上了一层水雾，定定地看着这辆三轮摩托。
她是我年近八十的母亲，站在正月凛冽的寒风里为我送行。
而我，就是那个十年来第一次回家过年的游子，今天又将奔向三千里外的岭南，去继续我的打工生涯。
我坐在三轮摩托车上，把藏在夹克领子里的帽子拉出来戴在头上，并系紧了带子。然后，我回头看了母亲一眼。
她矮小的身躯象一段树根，倔强而坚定地站在冬天里。她浑黄的目光象一片飘落的枯叶，一直飘进了我的心里，还将一直飘荡在我遥远的旅途中。
我在颠簸的摩托上低下头，一颗冷泪滚下面颊，注定要打湿我这段旅程。也许，它会一直冰冻在我的心里。
我远离家乡，漂泊十年，至今依然挣扎在生存的路上。看见母亲枯叶般的目光，我有了落叶归根的想法，却发现自己从没开枝散叶，不过从一棵英姿勃勃的小树苗弯成了一根身不由己的拐杖。
我多想变成母亲手中的拐杖，让她在不平坦的泥地上稳稳地走完生命的最后这段路程。
但从我变成拐杖的那天起就注定了，我只能是别人得心应手的拐杖。而对于母亲，我只是一个遥远的儿子，一个伤心的符号，
打工生涯总是梦。这是我写过的诗句。可由时代主宰的这个梦实在太长了，总看不到结束的时候。而母亲，总在这个梦中若隐若现，成为我永远的伤痕。
也许，她以前从来没有想到，我会远走异乡去讨生活，很多年才能回来看她一次。
我在家的这一个星期，她絮絮叨叨地和我说着平常的日子中的平常事，天气好坏，庄稼收成，村子里年轻人的打工情况。这些本来都不是我想关心的事，但我一直听着，因为我没法对她说我自己工作的事情，说了她也不明白，而她说东道西，也不过就是为了和我说着。
她说想要一部手机，打电话给我方便。我说我已经给过我哥一部手机，你可以叫我哥打通，你来说就行了。她说不行，人家忙着，不愿意。我好象看见她乞求的眼光和无奈的叹息穿透漫长的日子，终于等到了我的回家。
我把本来打算送给侄儿的一部旧手机给了她，又解说了半天拨电话的方法，她总算明白了，打电话给我只要按手机上那个绿色的小话筒就行了，因为这部手机上就只存着我一个人的号码。
我偶然说起想吃煎饼，她当天晚上就立刻摊给我吃。等我吃饱了，她说，现在老了，站不动了，站这一会儿腿就疼。
可是第二天，她又摊给我吃，直到我吃得发腻。
我说起过年回家的艰难：到处都是拥挤的人流，总也买不到的火车票，没有热水的加班火车，三十个小时的漫长路程，怕丢东西不敢在车上睡着的一天两夜……
母亲说，你过年不要再回来了，人太多了，路太难走了。我不知道她说这话的时候是不是心里在流血，但她的话听起来坚定，不容置疑，好象走这趟艰难路途的人是她而不是我。
我说好，以后我夏天人少的时候回来，过年就不回来了。母亲很高兴，她想的是，今年夏天也许我就可以回来了。
2
和我一起坐在三轮摩托车上的是我的侄儿。他是一个不满十八岁的青年，身材高大，孔武有力，短而粗的头发在寒风中骄傲地挺着，本就不大的眼睛一直眯着，脸上挂着心满意足的微笑，只穿了一件秋衣和一件皱巴巴的地摊西装，好象零下的温度根本不冷，他一直在过着温暖的春天。
他根本不理解他的奶奶和我这个小爹的心情。他能和我一起到南方去打工，这两天都兴奋得象屋檐下那些唧唧喳喳的麻雀。
他迎着北风，昂着头，好象正在对他熟悉的这片土地说再见。再也不用一个人呆在年轻人都走光的乡下了，再也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了，再也不用干那些永远也干不完却永远也挣不到钱的农活了。他以为他走上了我走过的令村里人羡慕不已的那条路。
他在冷风中对我说，前两天他把我以前写的一篇文章念给奶奶听，奶奶哭了。
那篇文章写的是二十年前母亲累死累活地种田要我上高中读大学的事。那时我冬天没有毛衣，就空洞洞地穿着一件薄薄的棉袄，因此冻得咳嗽了一个冬天，在高考体检中被查出患了肺病。高考全县第一的我就这样被关在了大学的门外。我对母亲说，家里困难，不想再读了，您老为我操的心也够多了，从今以后，我慢慢养病，慢慢种田，然后平平安安地老死乡间，也挺好。母亲却坚决不同意，要我一面治病一面复读。她斩钉截铁地说，就算扒了房子卖，你也要给我读出来。那一天晚上，我嚎啕大哭，母亲也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母亲听说蜂蜜冲鸡蛋能治肺病，就每天早上用蜂蜜给我冲四个鸡蛋。我重新回到学校时，她还给我带了一提包鸡蛋和几瓶蜂蜜，一再叮嘱我每天早上要按时冲来喝。
母亲东挪西凑，每月也只能给我几十块钱。我除了看病吃药，所剩的生活费便寥寥无几。我每顿只吃五分钱萝卜条，能挨多久就挨多久，不愿再让母亲为难。
有一天，哥哥送来一个瓶子，我一看，大吃一惊，瓶子里居然盘曲着一条本地著名的毒蛇——土布袋。这种蛇呈土色，趴在地上时，不易被人发现，躯体上布满疙疙瘩瘩、象癞蛤蟆一样的皮，毒性异常厉害。民谚有“土布袋咬一口，上街买木头（即棺材）”之说。
哥哥说，妈听人说活土布袋用油炸了之后能治肺病，就抓了一条，用香油炸了，叫我送给你。你看，炸得焦黄焦黄的，快点儿吃了，能治病就好了。
哥哥走了之后，我拿着瓶子左看右看，终究不敢吃这条毒蛇，最后只有悄悄扔掉，辜负了母亲殷殷地爱子之心。
一年后，我终于顺利地通过了体检，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开学之前的一个下午，我随母亲到田里锄草，一直锄到夕阳西下，淡淡的晚晖笼罩在远处的破窑上和母亲剪短的白发上。母亲问，去年你哥送去的那条土布袋你吃了么？我含含糊糊地说吃了。母亲高兴地说，我听人说要活土布袋用油炸，吃了养肺，就拿了火钳到田里去找。还行，找到了一条，用火钳一夹，差点儿咬我一口。我回去把香油烧开了，夹住活活土布袋往锅里放，它还扑腾得厉害，油花子乱溅。我听得这惊心动魄的一幕，不禁惭愧无比，黯然神伤。
大学四年，应该是如诗如梦的金色年华。但我读大学期间，没有到校外的电影院买过一张高价票，甚至连本校学生会组织的舞会的五角钱门票也从没敢问津。难过的不是艰难困顿的日常生活，而是每当想起白发苍苍的母亲佝偻着矮小的身子仍在田里为我拼命，我就椎心泣血一般地伤心。不知有多少次，梦见母亲愁苦而无奈的表情，因而泪湿枕巾，从梦中哭醒。
我把这些往事写在一篇叫《母爱》的文章里，发表在北京的一份报纸上。但我从没告诉过母亲。她不识字，我也怕勾起她的伤心。也许我错了，老年人最爱回忆往事，酸甜苦辣都要一遍遍回放，当作故事讲给后辈们听。也许，这是他们对后辈最生动、最直观、最准确、也最有水平的教育了。
母亲听了侄儿念的文章，擦着眼泪说，娃儿还写过这样的文章。
在不望报答的母亲看来，我永远是受尽苦难的儿子，是为生活颠沛流离的游子。
在又要远度关山异乡谋生的我看来，我永远是无法归根的落叶，飘荡在母亲灰色的梦中。
可侄儿是年轻无畏朝气蓬勃的。他全然不顾奶奶如何不舍得他走，只顾着给在广东打工的亲戚朋友打电话，让他们帮着找工厂。
母亲在这几天里几次对我说，在她生病时，侄儿如何早上把她送到镇上的医院打针，中午又接她回来，在她拎不动小水桶时如何帮她拎水。
但我哥决定让侄儿跟我一起去广东打工时，母亲却不敢说什么，只是在背地里从我给她的钱中拿出几百元，悄悄塞给了她最疼的这个孙子。这事她一直瞒着我，我是后来听侄儿说起才知道的。
侄儿其实两年前就去福建打过一次工。那是在石场做雕刻石头的石匠。因为石场生意差，活少钱少，只过了几个月，他就背起自购的磨机回来了。村里的年轻人大都出外打工了，他实在不甘心就这样老死田间，一心还想出去闯荡一番。这回，他的心愿就要实现了，难怪他这几天高兴得进进出出，围着我转，似乎呼啸的北风正为了吹走他头上的阴霾。
看着他兴高采烈地站在不停颠簸的三轮摩托车上，我心里感叹，又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走上了不可预期的漫漫打工路。
3
这是县政府“乡乡通公路”工程中最后一条待修的土路。据说是因为想抢这项工程的建筑队太多，政府得罪不起，就一直拖了下来。
三轮摩托车左绕右转，捡着能走的地方艰难前行。开车的司机全神贯注，蓬乱的头发在寒风中颤抖。
司机就是我哥。他要把我们送到镇上去搭车。
他只比我大三岁，但看起来却比我老十岁。
他几次当我的面交待儿子，到了广东，要靠自己打工挣钱，自己挣钱自己吃，家里不要你的钱，也不许跟小爹要钱，小爹负担重，本来就不容易。
其实他很不愿意让这个唯一在家的二儿子出门打工。他自己腰椎间盘突出，已经干不了地里的重活，这个儿子走了，他就得冒着腰椎恶化的危险再次扛起家里的重担。但他还是对我说，你带他出去，然后让他自己找活儿干。
他有他的难处。大儿子今年就要高中毕业考大学了，三儿子今年初中毕业要考高中了，再过几个月，这两个儿子的学费就会比他一年的收入都高，他无法同时支持两个只会要钱的学生。二十年间，高校学费涨了二十五倍，早已不是我读大学时靠自己艰苦朴素就能挨过去的时代了。他和我商量，到底不要哪个儿子上学了？我看看这两个眼泪汪汪地等待我的判决的侄儿，说，都得上，这几年你辛苦一点，过几年他们都大学毕业了，你就完成了任务，可以由他们自己去闯世界了。可是，钱从哪来？让老二出门打工，为他的兄弟挣学费，是唯一的出路。好在这两年到处都闹民工荒，只要肯干，不图高工资，找个工厂是不难的。
我对二侄儿说，你看见了，你要为兄弟做贡献了。你哥就要上大学，除了近万元的学费之外，生活费、衣着和其他花销也少不了。大学里早几年就流行“手机、电脑、女朋友，一个也不能少”，要让他体面地度过大学生活，过得不比同学差太多，农村的父母可就要榨干血汗了。所以，你要给你哥挣学费，等他毕业了，你就完成任务了，让他再来供老三读大学。
我在北风中低下了头，只恨自己无能，无力帮他们渡过这几年的难关。视线中只有我哥的背影，他破旧的夹克被风鼓起，展示着他的努力和无奈。
4
惨黄色的云层低低地压在小镇的头上，窒息着这个肮脏而陈旧的小镇。北风越来越紧，考验着在路边等车的人们的抵抗力。我们也在路边下了车，我哥帮着把我的一袋衣服、一袋为路上准备的鸡蛋、苹果和矿泉水拎下了车，侄儿也把他的一个装衣服的背包和一个装棉被的蛇皮袋拎了下来，我们一齐向着北方引颈翘望。
十分钟后，一辆塞满了人的长途大客车从身边呼啸而去。二十分钟后，一辆冒着黑烟的旧中巴缓缓驶来，等车的人群一拥而上，但车门不开，在车内挤着的人们的连声催促下，中巴又摇摇晃晃地向前奔去。
我想起了南方那些高大鲜亮的长途客车，纵横交错的高速公路。我缓慢的家乡，不要怪我们狠心丢下你远走他乡，在远方，我们才能找到生存的机会，才能找到微弱的希望。
但家乡也不能说没有变化。取消了农业税的这一年来，农民开始家家户户购买四轮拖拉机、水泵、播种机等农用机械，也有很多家庭有了代步的摩托车，有点象十年前的广东农村。农民总算可以从地里田间抬起头来，展望一下历史的天空中出现的这一抹彩虹。当“三农”问题已经严重到动摇国本的时候，在整个社会的大力呼吁下，压在农民头上的大山开始摇摇晃晃，农民终于不再被视为改革开放理所当然的奉献者，自从二十年前分田到户终于吃饱了肚子之后，农民第一次可以开始计算自己将会有多少收入。
计算的结果是令人沮丧的。一家人的收入远不够一个孩子上学的费用。因此，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农村辍学人数也不断增长，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除了少数继续苦读的学生之外，十五岁以上的青少年基本上都沦落为异乡的打工仔。十年前，我的家乡只有我一个人在外打工，而现在，几乎家家都靠打工的子女才有钱用。
我茫然四顾，在寒风中裹紧了衣服的人群都在盼望着那辆能让自己远离家乡的旧客车，小镇低着头，思考着自己人去屋空、众叛亲离的命运。
每年春节过后，在春天就要到来的时候，大量的民工背井离乡，涌向沿海地区，只把寂寞的农村留在寒风里，回味着二十年来的苦涩和辛酸。
二十年来停步不前的家乡啊，你的子女带走了你的青春和双腿，也带走了你的活力和幻想，你只能象我白发苍苍的母亲一样，把在远方打工的子女当成你的拐杖，每天伫立在门口，盼望着那个叶落归根的古老传说还会继续流传。可那些无法在异乡开枝散叶的子女们，真的就能叶落归根吗？
苦等了一个小时后，我和侄儿终于挤上了一辆旧中巴，然而车上背包提袋的人实在太多了，我只能斜着身子站着，用一只手扶着椅背，支撑着身体的全部重量，无法看到车窗外的哥哥和我将要再次长久离开的小镇了。
5
襄樊是一座千年古城，三国故事中有三分之一发生在这里，常让人萌发“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的感慨。我早早地带着侄儿出门，就是想先到刘备三顾茅庐、孔明决策三分的古隆中，去寻找我青年时代的梦痕，然后可以再次鼓起剩勇，走上无尽的打工之路，去面对人生路上的穷寇。
襄樊位于焦枝铁路、汉丹铁路和襄渝铁路的交接点上，本是一个铁路枢纽，但火车站却不大。我们一到火车站，就掉进了不大的广场上蚂蚁般蠕动的人流之中。我们绕过在人缝中艰难爬行的汽车，跨过把广场分割成几块的铁栏杆，挤过背包提袋的汹涌人流，终于来到小件行李寄存处，以每件五元的代价，把行李寄存了，又挤过广场，坐上了去隆中的班车。回头望去，广场上万头攒动，喧闹不堪，熏黄的阴云压城欲摧，恰似当年刘备携樊城难民渡江的情形。虽然处在不同的时代，人民为了生存和微弱的希望而背井离乡的情景却是如此惊人的相似，让人不禁要问：在一个和平崛起的东方古国，到底是什么样的政策把千万年来故土难离的中国农民逼成了世界上最庞大的不由自主的一岁一迁徙的候鸟群？
汽车穿城而过，十年来变化不大的街道仿佛在诉说着时间的滞重和落后的丑陋。我心里只有一个希望了：但愿那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的古隆中还能为我这个无法叶落归根的倦鸟张开笑脸，能让我找回十几年前游古隆中时意气风发的青春时光。
我记忆中的古隆中质朴而自然，天然无雕饰；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广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猿鹤相亲，松篁交翠。正如《三国演义》中写的：襄阳城西二十里，一带高冈枕流水。高冈屈曲压云根，流水潺潺飞石髓。势若困龙石上蟠，形如单凤松阴里。柴门半掩闭茅庐，中有高人卧不起。修竹交加列翠屏，四时篱落野花馨。床头堆积皆黄卷，座上往来无白丁。叩户苍猿时献果，守门老鹤夜听经。囊里名琴藏古锦，壁间宝剑挂七星。庐中先生独幽雅，闲来亲自勤耕稼。专待春雷惊梦回，一声长啸安天下。
汽车出城后，经过曾经是襄樊工业的骄傲的襄阳轴承集团。襄轴集团作为襄樊国企改革、股票上市的龙头企业，曾经风光一时，后来却免不了亏损巨大、落入格林柯尔的顾雏军的掌股之中的命运。虽然因为顾雏军涉嫌侵吞国家资产出了事，收购襄轴集团的计划功败垂成，但襄轴集团的没落也正为人们争相外出打工的现象做出了一个最直观的注解。车窗外是以前的老师们人人争着想要挤进去的襄轴子弟学校，现在却是一片破败不堪的景象，几座外墙剥落、灰黑和枯黄间而有之的楼房已经说明了一切。
我在记忆的痕迹中寻找着拐进隆中山路的三岔路口，那是一片荒草掩映着的一条狭窄的水泥路，正如当年隐居隆中的卧龙。但我现在看见的却是远山上的一座金光灿烂的宝塔。我对自己的记忆起了怀疑：隆中只有草庐，没有宝塔，现在是不是又建起了另一个风景区？
但我立刻就看清了：荒草掩映的三岔路口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巨大的广场，广场上立起了一座巨大的牌坊，昭示着诸葛亮的丰功伟绩，也明白无误地告诉我，我记忆中的古隆中已经消失了！
广场左侧是一片崭新的建筑，大门口写着“襄樊学院”。原来这就是在大学升级浪潮中由襄阳师专、襄樊电大和襄樊教育学院合并而成的襄樊学院了。我曾有多名高中同学读过的、我也来玩过多次顺便游隆中的襄阳师专也从这个变化太快的世界上消失了。
我还来不及多想，就到了停车场。因为只有这一辆车，停车场显得空荡荡的，与火车站的人群蜂拥简直是冷热两重天，更让人觉得冷风如刀，割肤刺骨。这里已是隆中山下，西边就是杂树丛生的山坡，东边是一条山谷，谷中就是原襄阳师专陈旧的校舍。我们顺着山坡向南走向隆中风景区入口，我指点着告诉侄儿：这是学生宿舍，那是教学楼，这是图书馆，那是足球场，好象在说自己的学校。这里我来过多次，留下了青年时代太多的印记。可是，侄儿读书不多，他对这个不感兴趣，他只是问，大门还有多远？
走了一里多路，大门终于到了，依旧是风景区大门对着襄阳师专的旧大门，只不过襄阳师专换成了“襄樊学院”几个字。侄儿眼尖，已经看见只有人头大的售票窗前写着的门票价格，装着漫不经心地对我说，四十。
我吓了一跳，走近细看，淡红色的字明白无误地写着成人四十元！
我对侄儿说，我以前来的时候，只要五毛钱，现在怎么涨这么多了？以前我来看同学，只要五毛钱就能随便到山上转悠，有时我们傍晚上山玩，根本不收钱。你说，我们还进去吗？
侄儿面带难色地看了我一眼，嗫嚅道，贵是贵了点儿。
四十元，将是他这次外出打工两天才能挣到的钱，两个人八十元，对他对我，都太贵了。我不无遗憾地看着大门里那些熟悉的路径，对侄儿说，其实里面没多少好玩的，以前就只有一个草庐，就是草房子，一个三顾堂，还是后人修的，半山腰有个亭子，叫抱膝亭，是诸葛亮没事时抱膝长吟的地方，一块地，说是他躬耕的地方，真正好玩的地方没有。
侄儿对我说的这些似懂非懂，但脸上却是一付欲走还留、心有不甘的样子。
我指着山上那座塔对他说，以前山上根本就没塔，这山也不高，一会儿就爬上去了，周围一望，看见的就是树呀，草呀，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山上这些新的房子以前都是没有的，都是这几年才修的，那就更没意思了。出门在外，我们还是省点吧。
侄儿眯着一双小眼，向山上凝望了一阵，轻轻地叹了口气，单薄的旧西装在寒风中摆了几下，似乎终于感到了严寒的滋味。
我心中忽然涌起一阵愤懑：为什么以前连穷人都能进去的风景区现在都把穷人关在了门外？身为穷人，身为农民，就连家门口的景点都没资格看了吗？襄樊真的有这么多富人可以兴高采烈地掏这个腰包吗？
在迎着北风走回车站的路上，我和侄儿都默不作声，无精打采。
襄樊学院空荡荡地躺在山谷里，渡着它的寒假。
我对我哥说过，说什么也要让大侄儿上大学。就算再不好的大学生，也比做苦力强，这是决定他一生命运的时候，不能耽误他一辈子。至于学费，只好由我们长辈来想办法了。过了这几年的难关，你就轻松了。
我对大侄儿说过，再差的本科也比专科强，实在上不了好大学，就读襄樊学院的本科。本科和专科在找工作的时候，可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而现在，作为大侄儿最后的退路的襄樊学院，空洞洞地与沉默不语的隆中山对望着，根本就没有看到踽踽而行的我们。
天阴得更重了。当我们回到火车站时，漫天的雪花纷纷扬扬，象是要埋葬我一切灰暗的印象，铺陈出一片洁白的天地。
6
傍晚时分，我们终于挤上了火车。这仍然是一列加班慢车，车厢内座椅陈旧，地板肮脏。平时这种车早已停止运营了，只是在春运时才又被拉出来用作民工专列。但我象风雪山神庙的林冲林教头一样，有这样一个栖身之地已经心满意足了。
我在窗口坐下，侄儿却忙着做好人好事，帮着对面的三个女孩往行李架上放行李。我在广东这些年，几乎没有看见传统意义上的好人。上车一窝蜂，坚决不让座，甚至见死不救，见义不为，都是普遍现象。至于说有钱男人包二奶养小蜜，有钱女人养小白脸兼叫鸭，好象也得到了大家的宽容和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没看见完完全全的好人。因此，我总是习惯于从一个很大的时代判定坏人，也总是只能从一个很小的行为判定好人。比如，我把在公交车上偶尔看见的为老人让座的中学生当作好人，却把其他安坐不动的一车人都当作坏人。因此，我觉得侄儿毕竟还是一个纯朴的农民，不失其赤子之心。
侄儿每把一个皮箱或提包放上行李架，就有一个女孩说谢谢。我首先注意到的是一个高个女孩，头发烫成了黄色的波浪形，皮肤白皙，面容姣好，气质沉静，时髦而不庸俗。第二个身材稍矮，留着清汤挂面似的披肩发，打扮得象个中学生，丰满的脸上虽有几粒雀斑，微笑的样子却很清秀。第三个身材矮胖，本就不长的头发扎在脑后，露出了右脸上的一片暗红色胎记。我心想，从高到矮看，是从美到丑，从矮到高看，是从丑到美，都足以让人理解什么叫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了。
我往车厢前后看去，人群嘈杂，背包提袋挤来挤去找座位的，站在座位上往行李架上放行李的，将光线黯淡的车厢闹成了一锅粥。
在一声悠长的汽笛声中，火车“咣当”一声开始缓慢地滑行。我向车窗外看去，风雪迷茫的站台不断地向后退去，火车的轰隆声越来越响，车厢里的人声却低了下去。我心里默默地向这个生我养我的古城告别：家乡啊，母亲啊，在这个风雪交加的傍晚，我又要离开你们，去远方流浪了！
我转头看了看车厢，过道上站满了人，但仍然有人一面叫着“请让一让”，一面从人缝里挤了过去。我忽然想起十年前那次春节回家后返回广东的情形，当时火车上人挤人，人挨人，不仅是过道里，就连厕所里都挤满了人，车厢里根本没法走动，也没法上厕所，一路上火车都没有开过门，中途要上车的旅客只能眼睁睁地看过火车停而又开，只有少数不顾一切勇往直前的人从窗户爬了进来。看来，虽然经过几次列车提速之后，列车数量有所增加，但春运的火车上坐车的人确实没有十年前那么多了，民工荒之说确实不假。
但是，还是有这么多人在春节期间冒着风雪出门打工了。这说明，还是没有足以从本质上改变民工流向的东西。
民工，就是这样一群人，他们不会为了一种崇高的政治理想而活着，他们首先是为了生存，其次是为了更好地生活，他们从脚下的土地和延伸的道路上看见了落后和繁华的差距，就义无反顾不可阻挡地踏上了漂泊异乡的旅途，而不管别人把他们叫做“盲流”还是“农民工”，也不管面对的是曾经的收容所还是现在求人若渴的招工广告，更不管城里人投向他们的是蔑视的白眼还是假惺惺的关怀呼吁，他们只是为了目前能生活得尽量好一点和更好一点而不惜长途跋涉背井离乡。
回首往事，我想到了二十年前农村就有的拖拉机，后来因为分田到户而又被最原始的耕牛取代，想到了哥哥家里现在增添的农用机械。我想，被分田到户、条块分割的政策人为地打断了二十年的农业机械化进程也许正以一种人们事先没有想到的方式，自下而上地由农民自己开始静悄悄地实现，就象当年农民自发地分田到户。农业实现机械化、规模化经营之后，也许“三农”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农业需要的劳动力正在日益减少，不断增加的农村人口是不是要变成更大庞大的民工人流？也许只有全国上下那些只会限制外来人口的城市彻底抛弃目前的歧视性政策，以民主和人性化的方式开始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化进程，让所有中国公民都能自由迁徙，才能让民工在城里找到安居乐业之地，才能让一年一度的春运期间巨大的民工流消失在未来的历史进程中。
7
在我面对着车窗外风雪迷茫的家乡和车窗内拥挤的人群沉思的时候，侄儿却已和三个女孩儿熟悉了起来。他们大声说笑，气氛热烈，好象根本就没看到我所看到的风雪。我想，他们也根本就不会想到我所想到的沉重的问题。
他们谈着家里的趣闻，不时爆发出一阵哄笑。从他们的交谈中，我听出来，三个女孩儿都已经在外打工好几年了，坐在中间的那个披肩发女孩儿还谈起了她打工的东莞那个镇上的繁荣景象，评品着同事的优劣和老板的好坏。她带着襄江南岸糯米般清甜圆润的口音，津津乐道，侄儿听得津津有味，更加增添了他对打工生活的向往。他已经忘了出发前我多次告诫他的一句话：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我想起了当年我孤身一人出门打工的情景。那时的我，不认识任何人，就凭着一股立志闯天下的勇气，一个人走进了这个完全陌生的世界，经历了到处求职碰壁的艰辛，面临过工作无着却已弹尽粮绝、只好睡地铺饿肚子的窘境。
和当年的我相比，他们的确是幸福的打工一代。他们处在一个大闹民工荒的时代，找个工作并不难。他们有无数的老乡朋友在外打工，并往往群聚在一个地方，不会产生一个人孤零零地闯天下的无助感和无奈感。况且，侄儿由我带着，最少他的生活费是没问题的，他更不会理解当年的我是多么的艰难困苦。
他们也没有经历过当牛作马的民工被那些为富不仁的城里人蔑称为“盲流”的时代。现在东南沿海地区终于认识到了民工对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不再把民工当作影响社会治安和城市形象的反面人物，反而想尽办法招揽和挽留民工，民工成了各个经济发达地区的各路企业争抢的香饽饽。各地开始重视民工的合理需求，并开始为民工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和舆论环境，也很少有人再敢公开地侮蔑和作践民工。民工面对的最大风险不过是恶意欠薪的黑心老板。但这几个年轻人去的地方，要么是打了几年工的熟地方，要么是有老乡朋友的有信誉的企业，他们不会有被老板恶意欠薪的顾虑。
这是两个打工时代的区别。虽然他们没有我的学历高，但他们的打工生涯可能更加幸福和快乐一些。因为他们没有太大的求职和生存压力，他们有快乐的理由。
火车在一个小站临时停车了。侄儿他们一面骂着这个该死的慢车，一面兴致勃勃地玩起了扑克。他们不断地变换着花样，玩斗地主、点花名，还有我不知道的玩法，输家就要被打手心，刮鼻子，全然不知火车开了又停，停了又开。
夜深了，火车里的声音越来越低，多数人都趴在茶几上或靠在座位上沉入了梦乡。三个女孩儿和侄儿都毫无牵挂地睡了。在出发前，我谆谆告诫侄儿，在路上要醒目醒睡小心行李的那些话，他根本没想起来，也许他当时根本就没听进去。但我凡出门必不敢睡的习惯依然如故，我勉强睁着疲惫不堪的双眼为这些年轻人守夜。
火车经过武汉长江大桥的时候，车厢内静悄悄地，只有我注视着风雪覆盖的辽阔江面，思考着在农村改革和经济转型的时代大背景下两代打工人的命运。
经过一夜的停停复停停，火车终于在风雪渐小的早晨越过了储存着屈原的爱国血泪的汨罗江。极不舒服地睡了半夜的人们也逐渐醒来，车厢内又开始了新一天的喧嚣。
8
黄昏再次降临，火车突然加速，风驰电掣般地奔行在南岭的山谷和隧道之中，好象要追回它这一天一夜的蜗牛速度所造成的损失。车窗外早就没了雪花，不断闪过的是青青的山和绿绿的水。这是南方，是和北方内陆所完全不同的南方，是四季常青的南方，是永远郁郁葱葱的南方。
这个晚上，没有人睡觉了，所有人都在盼望这漫长而折磨人的旅途早点结束。离广州还有一两个小时的路程的时候，许多人就站了起来，开始整理行李，准备下车了。深夜十二点，当广州的万家灯火终于闪烁在车窗外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带好了自己的行李，开始向车口涌去。我让侄儿带好行李，自己站在窗口看着火车毫不停留地驰过广州站，象一条火龙般在闹市区穿行，直奔广州东站。这是我十年来无比熟悉的地方，是我安身立命的地方，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对它没有对家乡的那种深深的怀念之情，但有着深深的依赖之情。在这里，我才能如鱼得水，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家乡就象一条奔流的小溪，总是向着远方，远方，而这里就象一个广阔的海洋，容纳了来自多条小溪的不同的水源，汇聚成世界东方举世瞩目的浩荡春潮。
我带着侄儿快速通过出站地道，来到了东站广场。那三个女孩儿却象附骨之蛆，亦步亦趋地紧跟着我们。她们背着包，拉着皮箱，赶得气喘吁吁，却不肯落后。侄儿悄悄对我说，深更半夜的，她们无法赶到东莞去了，想请我帮忙找个地方先过一夜。
我瞪了侄儿一眼，却不好当面说他。在广州这地方，要帮助别人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她们信得过我，可我却不想在半夜里惹这样的麻烦。我看了看她们不敢开口的求助眼光，再看看不敢抬头看我的侄儿，无声地叹了口气。
我说，以前有个同事在这附近的林和村住过一晚，据说这里有比较便宜的旅馆，我带你们去找找。三个女孩儿喜形于色，不住口地道谢。
林和村是紧挨着广州东站的一个城中村，路并不远。我带着这几个年轻人，按着同事说过的地址找了一圈，一直走到了林和村的另一边，却一家旅馆也没看到。我安慰三个焦急的女孩儿说，同事说过的，应该是有的，我打他电话再问清楚。
然而，同事却不肯接电话。他来广州也很久了，早已忘了自己曾经的艰辛和困苦，早就养成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也许他认为我半夜打电话给他一定是有麻烦他的事，就一直挂掉我的电话。我不死心地连续打了十多次，他干脆就关机了事。
在昏暗的路灯下，我脸色铁青。侄儿喃喃低语着，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三个女孩儿都默不作声地望着我，脸上写满了失望。
我说，人家怕麻烦，我们只好另想办法了。刚才我在广场上看见有旅馆招牌，要么我带你们去看看？要是不行就再说。
她们默默地跟着我原路返回。寒冷的冬夜，我一直凉到了心里。
回到了广场上的旅馆招牌处，我们才知道，这是一个铁路招待所设在广场上的接客点，价钱很便宜，是三个女孩儿能承受得起的。我看着她们说，就住这家吧。
但她们还是不放心，请我送她们到招待所看过再走。于是我和侄儿陪她们上了招待所破旧的接送面包车，绕过一条小路，来到了一个住宅区内的招待所。出乎我们意料的是，这居然是一家国有的正规招待所。三个女孩儿脸上终于露出了放心的笑容，我也终于松了口气。
我说，这里很好，我就不陪你们上去了，我们要走了。三个女孩儿不住口的道谢，说要不是遇到你这个好人，我们今天就惨了。我说大家都是老乡，我来广州时间长，应该帮你们一把，这是小事。
但背过脸来，我却狠狠瞪了侄儿一眼。他低下了头，不敢再看我。
第二天上午，我送侄儿到天河客运站转车的时候，终于打通了同事的电话。我不等他说话，就破口大骂了一通，然后立即挂掉了电话。
我对侄儿说，看见了吧，在广东这里，人和人之间就是这样的，谁也不会帮助谁。出门前我教了你那么多，你却一句也没听进去，给我惹了这么大一个麻烦。
侄儿胆怯地看了我一眼，眼中却充满了迷茫。
也许，他终于明白了，他的打工之路不是从离开家门开始的，而是从现在才真正开始。